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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今年是上海解放60周年的日子。回顾60年前我们老一辈革命者和工人阶级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的斗争，迎接上海解放的风雨战斗历程，依然使我激动不已。
我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工人家庭，8岁就做童工。13岁进入日本人开办的华品烟厂做工，经常遭到日本人和工头的打骂和欺负。这时，有一个叫何建秋的大姐就会站出来保护我，并带领工人争取户口米，和资本家作斗争，不久她就失踪了。工友悄悄告诉我说，她是共产党，被敌伪76号特务机关抓走了。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共产党，也认定共产党是好人，并开始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各种工人运动，向帝国主义反动派作抗争。
抗战胜利后，华品烟厂改名为上烟二厂。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以北各个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经历了一个更加黑暗的时期。面对白色恐怖，当时的地下党支部书记白素贞和党员林凤仙对我们这群工运骨干说，我们只有抱成团才能带领大家取得斗争胜利，我们这十个女工对外就以十姐妹相称，便于聚会和开展活动。有一次，白大姐跟我说：小阿妹，你年纪小，也很活跃，我介绍你去参加“工协”好吗？我当时很单纯，也不知道“工人协会”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因此，认真地说：我只知道共产党好，要参加就参加共产党。一句话把白大姐给逗笑了。她严肃地说：小阿妹，这话要放在心里，不能对外乱说。以后，白大姐就经常安排我去贴标语、散传单和担任掩护工作。
1949年初，国民党眼看长江要守不住了，把大量的黄金和银元运往台湾，造成市面上硬通货极为短缺，厂里发工资每人两块银元，只发了百来个人就没钱了。当时物价一日数涨，两块银元就是工人一家的救命钱。而当时厂方的经理忙着资产转移早就溜之大吉。白大姐跟我说：你目标小，派你去各车间串联没拿到钱的工友在戒严前不要离厂，我们正在想方设法交涉，只要坚持到明天，就有成功希望。我按照地下党的指示，说服工人们留厂坚持，终于在第二天迫使厂方调来银元如数发放，使党在工人队伍中的影响有了很大的提高。
有一天，白大姐跟我说：小阿妹，现在形势很紧张，为了防止意外，我不能住在自己家里，想住在你家里，你害怕吗？我很爽快地回答：跟着你们没什么好怕的，就和我住在一起吧。在这段时间里，白大姐给我讲了很多革命道理，使我懂得共产党是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也谈到了上海即将解放，并向往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美好生活。一段时间后，白大姐将我带到一间杂货铺楼上的仓房里，有一位女同志已经坐在里面了，在昏暗的光线下，我看不清她的面容，只听她用和蔼的语气说：你就是徐月花？听说你要参加共产党？这被抓了去可是要杀头的，你不害怕吗？我坚定地说：共产党是好人，是为老百姓办好事，没什么好害怕的，再说这么多共产党员被抓进大牢，被枪毙，他们害怕了吗？在和这位女同志谈话后，白大姐嘱咐我，今天的见面不要和任何人说，我点头答应。几天后，白大姐通知我，党组织已批准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白大姐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和今后的领导，我和她保持单线联系。随后，白大姐向我布置了三项任务：一是在工运积极分子中发展工协成员，壮大骨干队伍力量和反动派做斗争；二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分化瓦解敌人；三是做好护厂护产的准备工作，迎接上海解放。
1949年4月，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国民党军队惶惶不可终日。5月中旬，解放军兵临城下，盘踞在厂里的国民党军队如热锅上的蚂蚁，开始上蹿下跳。我和工协骨干借着聊天和国民党军队官兵谈形势，劝他们为家人着想，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在我们的分化瓦解下，这些国民党官兵开始动摇，甚至隔着工厂大门的铁栏杆伸手向我们讨老百姓的便服，准备临阵开溜。终于有一天，马路上响起了解放军进攻市区的枪声，昨天还横行在街头的国民党军队一下子溜得无影无踪。白大姐当机立断，要我马上取出藏在家里早已准备好的《工人纠察队》的白袖标和迎接上海解放的传单、标语，一清早来到厂门口，向盘踞在厂里的人喊话，要求他们投降。听了我们的喊话后，里面的人终于举起了白被单扯成的白旗，开门投降。我们马上接管了厂里所有的钥匙，并扣押了盘踞在厂里反动组织的骨干成员和潜伏特务。在厂房里，我们看到里面堆着许多国民党军队丢弃的枪支弹药、迫击炮和降落伞以及他们抢来的大批物资。为了让这批物资能完整地交到人民政府手中，我们在厂里坚守了整整十天十夜。直到一天早上，当解放军代表出现在厂门口时，我们激动地欢呼起来：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
“一五”期间，国家对上海经济产业结构做了调整，上烟五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上烟二厂改为五厂）改为上海汽车电机厂。我亲历目睹了新中国成立后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在我离休前的工作经历中，我担任过企业的工会主席、副厂长，也伴随着自己的祖国经历了艰难和曲折，但我始终没有改变对党的忠诚和信念，因为30年的改革发展已经证明了它那生机勃勃的生命力。
上海汽车电器总厂离休干部、原上海汽车电机厂副厂长 徐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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