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总理面前多放了一把椅子

陆幸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民周刊高级记者。曾任上海作协《萌芽》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文汇报《独家采访》专刊主编新民周刊编委、特稿部主任。因创作《天下第一难》，获中国潮优秀报告文学创作奖。因编辑《鲲鹏展翅》《永远是黎明》，两次获得中国优秀报告文学编辑奖。2006年获得第六届上海长江韬奋新闻奖。出版有《穿越沧桑》等报告文学集。

编者按

上海轿车的发展历史，在当代中国历史上只是一个局部，却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有象征意义的局部，是一个如何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战略决策过程”。作家陆幸生的纪实文学《世界是圆的》，真切翔实地记录了上海汽车工业发展的艰辛历程。本版今起摘要连载，敬请读者关注。

1984年10月10日，中德联营大众汽车公司“在北京举行了合营合同签字仪式”。摄于25年前的黑白照片，以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国总理为首的一大批双方贵宾，66“黑压压”地分排站立。中国方面出席签字的国家领导人是：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还有荣毅仁、陈慕华和吴学谦。与中国总理并排而立在中间的，是德国总理科尔。

签字桌摆放着两国袖珍型的国旗。签字桌前坐着5个人。

在25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可以这样说，这似是一个在外事仪式上“犯有错误”的仪式。

根据国际惯例，合资双方出席签字仪式双方的人数，安排相等。为什么德方只坐两把椅子，而中国人怎么多出来一个，要坐三把椅子？中德两国总理微笑着，没有发现，或者根本没有察觉这个“差错”。可以理解，类似签字桌前摆放几把椅子的事情，实在是太“小”了，那许是外交部礼宾司的事，也可能是更基层的大会堂具体服务部门的事。国务院总理，与这样琐碎的事务，中间隔着何止千山万水的“层次”。两国国务院总理到场，他们的任务就是站立着，见证签字仪式的顺利进行。两位总理清楚，一切“事情”，早在这个仪式进行的“前边”就经过协商，并且决定了。

两位总理站立不动，所以，也就没有其他的人出来“发现”“察觉”以至纠正这个差错。

事出有因。时任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总经理的陈祥麟，在《上海大众成立前后》的回忆录中，这样记录：当时上汽资金方面确实很困难，于是邀请了有政府职能的中汽总公司和经营外汇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参股，解决了德方的两个后顾之忧。签约仪式上有一个小插曲。在签约前一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周梦熊行长忽然找到我，提出作为投资方一定要参加签约。而根据事先方案，中德双方各两人参加签约，没有安排周行长。我马上向国家有关部委请示，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情急之下，在签约开始时，我自作主张在签约台前多放了一把椅子，幸亏当时德方没有在意，算是圆满完成任务。

2008年7月下旬，在我与陈祥麟的访谈中，他进一步详尽地谈到了这个“情急之下”的“插曲”。陈祥麟说道：20世纪20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汽车行业，论到是国家级别的，就是一汽、二汽，连南汽的名字都是排在我们上汽前边的。我们上汽，生产上海牌小轿车，也算是国家的部优产品，但总的讲起来，那时只不过是一个地方小企业。经过6年谈判，总算签字了，这个大众轿车项目，国家同意放在上海了，但是我们财力很有限，我们把原有的生产上海牌轿车的厂房、设备等等不动产（用双手做了个“包围”起来的动作），全部折算进去，可以算作中方投资额度里面的25%。那还有另外一半的25%哪里来呢？

德国人是第一次与中国合作轿车项目，他们希望能够得到，或者说是看到中国在投资方面确凿的支持和保证。上汽方面找到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要求贷款支持。上海分行就拿出了15%，都是美金。“都是现钞，都是真金白银噢”。这些美金对上汽引进国外的设备帮助很大。当时的中汽总公司“拿出”10%。这样一来，德国方面也就比较放心了，他们认为一是有中汽总公司支持，二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有了外汇资金保证。

当时签字仪式，本来规定是德方两个人、中方两个人，中方代表是中国汽车总公司饶斌、上海方面的蒋涛。马上就要举行仪式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周梦熊行长向陈祥麟表示，他一定要“加进去”，坐在前边。他的道理很硬：既然中汽总公司投资10%，就可以坐到上头去，参加签字，这个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拿出了15%，比中汽总公司还多出来5%，反倒不能坐上去，“哪有这个道理”？陈祥麟立刻把这个情况向上海带队的李肇基副市长汇报。李肇基副市长讲，这个签字仪式是上面安排的，我们不能“多事体”的，赶快“做做工作”。再回过头来跟周行长讲了这个意见，周行长说了：朋友归朋友，规矩归规矩，出钱少的，坐上去了，出钱多的反倒不能坐上去，“我回到行里也要有个交代的，反正你看着办。”

大众项目的签字，是当天在大会堂进行的第二个项目，现场人很多，前脚后脚都是高官、贵宾，来来往往。陈祥麟实在是没有办法想了，这种场合，找谁也没用。“胆子是大了一点”，就自己拿了一只椅子放上去，摆在中方一侧。

在国家级别场合，一个上海的局级“职工”情急之下，如是急中生智，是让“没有钱逼出来的”。在中国的老话里，这就叫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使用现代商品经济规则的语言来讲述，这叫：资本的力量。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必定引发史无前例的震动，震源就是：冲撞和突破“年深日久”的固有规则。

历史有偶然的地方，这也许就是，当时被选择的人是陈祥麟。自然，也可能是上海的某个另外的人。然而，这一历史性场景的发生，证明了上海汽车人力求发展、谋求壮大的无比勇敢精神。在日后与上海老一辈汽车人进行的访谈中，我都深深地感受着：上海汽车人是很勇敢的；在平时，这是一种在表述上非常委婉但在实践时坚韧不拔的智慧，在关键的瞬间时刻，则表现为一种非常直截了当的勇敢。

从25年前的这一天开始，上海轿车企业坐上了中国轿车第一集团的“交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