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2月,汽车工业列为上海支柱产业之首,黄菊同志担任上海汽车工业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副市长蒋以任同志为副组长。
经过8年的努力,轿车国产化工作在完成了阶段性战略目标后,需要的下、抓住新的机遇、迎接新的挑战。陆吉安也在深思这个问题,开始规划下一步战略。陆吉安对“危机管理”的核心内容,确定了四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寻找第二个整车合作伙伴,在产品上要形成从小到大的系列化,更重要的是能承担整车(尤其是车身)的产品开发提供支援和帮助。要搞第二个合资企业,首先要得到国家批准,具体标志就是要有批文。
蒋以任回忆道:当时国家在这方面控制非常严格。1994年3月,蒋以任和陆吉安商议,想到国外去看看,得到的上级答复却是:不要洽谈整车事宜。这在后来的媒体上,被称作限制考察“资产阶级产物”。
上海轿车考察团顽强地派出去了。1994年7月,也就是国务院公布第一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的日子,经过详尽准备后,黄菊同志带队上北京作正式汇报。面对邹家华副总理,黄菊最后说,办第二家汽车合资企业,所需要的资金,上海完全由自己解决,不要国家一分钱。邹副总理明确地说:“如果不要国家一分钱,这个项目,国务院可以同意。”
另外,当时还汇报了合资比例是50%对50%、外汇平衡、引进技术的价格控制和消化吸收、合资开发、国产化的比例等问题。预定1995年10月30日在底特律为这个基础协议举行一个签字仪式。
1995年9月1日,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成立。这是上海汽车工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当年的上海领导集体,在通盘考虑未来上海建设的同时,也在考虑对各大企业领导的培养。“市里”正进行被称为“三个一”的人事工程,即培养一百个外向型的局级领导干部,一千个企业家和一万个基层带头人。第一个“一百个”里,有时任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副总裁的胡茂元。
国内培训一年,然后出国学习。胡茂元“落脚”美国亚特兰大地区,住在佐治亚州理工学院(Georgia Tech.)。根据计划,在课本学习3个月后,学员即去各大公司实习,胡茂元联系的实习公司是福特公司。
2009年5月15日,笔者在作访谈的时候,胡茂元这样说道:从大局看,中德合作是双赢的,但磕磕碰碰的事情还是不少的。陆吉安说过:我是什么董事长,这个董事长就等于小组长,就是开会时候召集,也没有拍板权,技术在别人手里,受别人控制。所以,我们内部当时有个“理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另外,一汽已经在生产奥迪,所以,上汽要找第二棵树,但又不能是奥迪。最后经过反复考虑,觉得还是美国的两家不错,当时它们是世界第一第二位的。虽然我们已经有了生产轿车的经验,但平心而论,我们还是学生,现在选合作伙伴,就是选老师。当时我们请陆吉安牵头,成立了项目小组。他们很辛苦,到美国去和两家谈。找两家谈,你是将军,找一家谈,你就是奴隶了。
时在美国学习的副总裁胡茂元,对事态是“隐约有些感觉”的。嗅觉灵敏的美国同行,对在眼皮底下的上汽高管,非常可能的未来合作者,则显得分外亲热。福特公司和通用公司,都为胡茂元提供了一辆将来可能引进的新车,供其在美试用。这两辆新车放到上海“第一批”学员的班级里,大多数同学都喜欢福特的车,漂亮时髦,红色的车身在阳光下很是耀眼。而别克是灰灰的,显得庄重,但不太起眼。两家公司不断地派人来找胡茂元,希望身在美国的他,“投自己公司一票”。陆吉安赴美洽谈,他告诉胡茂元,上汽已内定与通用合作,胡茂元立刻明白,他必须马上做好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如何将福特那辆红光四射、喜气洋洋的金牛轿车,稳妥地还回去。
真到上汽和通用携手合作,犹如要退回另一家的聘礼,还真是难了。
1995年10月30日,上汽与通用公司进行基础协议签署仪式,“国内”方面通知,胡茂元出席。提前一天,胡茂元从亚特兰大飞往底特律。与蒋以任同来签署协议的陈祥麟,面告胡茂元,市委决定,让他回国接手这个项目,任务很重,“快点回来。”胡茂元回答,“市委决定,我立即行动。”
中国有句老话“节外生枝”,上汽和通用签署基础协议,美方媒体公开哄炒消息,引得国内“舆情纷起”。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出访美国,中方举行招待会。福特总裁到场,而通用总裁因出国缺席,来了一位副手。美国媒体报道如是级别的国务活动,公司副总裁一级的姓名,基本省略,更糟糕的是,连“通用公司”的名字也没出现。事情传到国内,风波陡起,有人说道,通用公司态度如此冷淡,上海居然还在谈合资。
回到国内,徐匡迪市长“问责”胡茂元:是不是草签了合同,通用就不参加了?胡茂元明白,中国总书记访美,宴请美国客人,而刚刚签好字的通用总裁却不来,“国内有人说闲话,生气是很自然的事情。”事态严、重,上海方面即向通用发出疑问,胡茂元“请”通用总裁直接给江主席写书面检查。如此要求,史无前例,通用总裁史密斯得到这一信息,即刻给江主席写了“书面检查”。
一周之内,胡茂元完成了考察通用公司及零部件厂等具体事宜,提前回国,接手上海通用项目的谈判和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