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合资法的合资谈判

小平定音“合资”，大众落脚上海。就此，当时主管上海轿车生产的上海市机电一局，成立项目谈判小组。受汪道涵市长嘱托，蒋涛同志负总责，曾任机电一局财务处副处长，时任上海拖拉机汽车工业公司经理的仇克，担任首席谈判代表。

仇克说，“上海大众轿车合资项目，从1978年10月至1984年8月，经历6个年头，谈判时间为何这么长，使后来的人难以理解。实不在是谈判过程经历了很大曲折。整个谈判过程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末到1980年末，谈的是年产15万辆轿车，80%出口，20%国内销售，总投资15亿马克，双方股份各50%，在安亭征地3000亩。但从1980年始，我国经济遇到困难。当年5月中旬，蒋涛同志再次考察回国，刚下飞机，一机部接机的同志对饶斌部长说：现在形势有变化，国内经济正在调整，原定的大部分项目都要下，新项目则一律不上，看来重型车和轿车两个项目都危险了。“高高兴兴归来”的蒋涛顿时感到，真是一盆冰水从头浇到底。形势严峻，一机部党组开了三个半天的党组扩大会议。一机部和上海市的意见完全一致，饶斌就此向国家计委、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作详细汇报，最终得到支持。一一机部备文上报国务院，经批准后，谈判继续进行。

1980年，仇克到北京，机械局领导说：目前国家财政困难，你这个年产15万辆轿车的项目，投资很大，我们国家计委根本“摆不进去”，到国家经委去，争取列入技术改造项目。仇克去了国家经委，经委的局长说：“计委在开玩笑了。”事实上是两个部门“踢皮球”。到80年底，国家经委原则上接受生产“纲领”为2万辆规模，如果形成能力，达到3万辆，“也可以考虑”。中德双方开始谈基础协议。

从1981年初到1982年末，商谈年产3万辆轿车的基础协议。被仇克称为“事倍功半”的第二阶段谈判开始了。谈判时，我国还没有合资法，这是外商最关心的问题。一切谈判内容，最终要以法律形式将合资文本肯定下来，“备而后用”的。当时，中央法制领导小组组长顾明，组织了一个合资法起草小组，上海方面的一位同志参与工作。在迫不及待的情况下，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制定了一个“中外合资法”，非常简略，也就是类似提纲、大纲类的文件。有总比没有好。但问题很多，比如：在合作过程中，遇到合资双方有分歧而协商不能解决，需要诉诸法律时使用哪国法律？德国大众很清楚，和上海合资，有很多事情都是需要中国政府点头同意才行的。于是，德国人提出，当双方谈到重要问题时，需要得到政府的明确支持。所以，他们要有一个政府认可的“先行”文本，即基础协议，相当于备忘录、意向书一类的东西。仇克为这事专门到外经贸部去汇报，外经贸部考虑后，“口头同意”。这个基础协议谈了两年。

四年谈判过去。前两年，大项目变成小项目。再两年，谈基础协议，总算搞成一个文本。但结局却令人啼笑皆非。最终，基础协议被外经贸部肯定后又被否定：政府合资法实施细则出来了，制定文本的程序惯例：第一,经研究，政府同意后，正式立项；立项以后，首先搞可行性分析，然后进行合同的谈判，随后商定章程和其他附件；最后签合同。总之，“搞”了两年的基础协议不符合规定程序。从1983年，仇克他们“按照国家程序重新走一遍”。

从1983年开始，按国家规定程序进行的第三轮谈判，总体情况进展较快。1984年上半年，可行性报告得到国家批准，技术转让协议和合资公司章程，原则上达成协议。但有两个重要问题，由于外经贸部不同意而难以解决。

两个焦点问题，德国方面和我国意见不一致：一个问题是产品包销，也就是生产的整车必须由中方包销。德方理由是：当时中国生产的轿车，主要是用作公务车，买轿车，是要到控办去办理手续的，那时根本谈不上私人购买。也就是轿车销售实际上没有进入市场，买主是需要政府批准的，整体销售是政府计划调控的。既然我德方无法自由地销售给顾客，从而实现商品利润，那你中方就要包销。

另一问题是：对于投资回报份额，德方提出，在正常情况下，每年注册资本分红要达到15%至18%。这其实是上一个问题的延伸。

外经贸部不同意的理由是：第一，既然是合资企业，产品的销售，都是合资企业自身的事，为什么要中方单方面包销？紧跟的第二条，包销后的利益，要根据注册资本固定分红，这样一来，不就是外资方旱涝保收吗，“德方好像什么事情也不负责任”。

从根本上讲，外经贸部想法“有道理”。既然是企业了，投资责任和产出效益，那就都由企业自己来承担。但是，最基本的销售权又不给企业。“上面”心知肚明这是矛盾的，但是谁也不越过规则说话。3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理性述说，当年双方的冲突，实际上是充满了不可调和的制度性悖论。

作为首席谈判代表，仇克“心里”算了一笔账，德国人是有道理的，投资当然要实现效益。至于分配比例问题，仇克认为，“从实际情况出发，我觉得德国人提出的这两条，总的来说对我方也是有利的，现在讲起来就是双赢”。今天的仇克说了句“实话”：后来德国人非常后悔，他们没有想到，我们的桑塔纳卖火了，卖疯了，而他必须遵循合同规定，不得介入销售业务。价高价低，卖多卖少，跟他们“不搭界”。（陆幸生《世界是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