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问题第一：拆散鸳鸯

1958年9月28日，上海汽车人造出了第一辆轿车，车头装了一只金属的吉祥鸟标志，将这辆轿车起名为“凤凰”。制造了这辆轿车的生产单位名称，在回忆录中，被写得很明白：上海市内燃机配件制造公司。时至1976年，上海集全市之力，以德国1956年生产的奔驰220S 为试制样板，实现“上海”牌轿车的定型，当年产量达到2500辆。当年生产上海牌轿车的那个地方，是上海经济领域中级别很高的“黄金地段”。那个地方叫安亭。

可在当年前来考察的外国人眼睛里，却是另外一种观感。后来的德方总经理马丁·波斯特，这样写道：大量的金属配料散乱地堆放在厂区地面上，那些房屋，与我们想象中的生产厂房，风马牛不相及。“窗户漏风。那条满是沙土、未经夯实的道路从厂区中央穿过。室内不仅与室外同样潮湿，而且还同样阴冷。没有暖气。这一切似乎被如此荒废，可以说是到了被拆毁的境地。这根本无法想象，某日如何从这样衰败的厂房，生产出来哪怕只有那么一辆我们可以勉强认可的汽车。天啊，这一声惊叹在我的脑海里回旋，谁想要在这里同中国人合作，那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1983年，39岁的陈祥麟当时是机电一局最年轻的副局长，到上汽任职，当时的他并不清楚，上海这个汽车行业，“慢慢地以后”，究竟能搞到个什么“样”。安亭的汽车厂需要一个中方CEO，需要一个总经理。这个被挑选的人，是原来柴油机厂的张昌谋，被挑选的缘由之一，是张昌谋去，“语言这方面至少没有阻碍”。

1984年10月合资签约后，依照合同，上海汽车厂所有厂房场地划给了上海大众。于是，在上海汽车厂里开始了“老瓶装新酒，新瓶装老酒”的“倒瓶子”工程。“老瓶装新酒”的过程就是：对上海汽车厂的厂房和设施，拆一批、改一批、建一批，最终把德国桑塔纳新生产线安装完毕。一年多以后，上海汽车厂搬迁基本结束，为上海大众的全面建设、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新瓶装老酒”则是：在嘉定县支持下，到附近征地新建一个“联营”厂，将生产上海牌轿车的设备搬进去，继续生产有销路、经济效益尚且可观的上海牌轿车。在桑塔纳轿车形成大批量生产前，上海牌轿车有市场需要，又可以保证一大批横向配套企业的生产，上海汽车人仍然依靠上海牌轿车“先维持着吃饭”。

与波斯特同来中国的技术副总经理保尔，“牢骚”不断，当年的他说：一个屋檐下两个工厂？这可不行。上海拖汽公司必须连同员工一起搬走，而且要马上搬走。而“那些市政府或上海拖汽公司负责解决该问题的中方人士，则始终以安抚性的预告来作答，但事情却毫无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有一次，波斯特和保尔得到“这个问题月底就会解决”的肯定答复，可事实上，“此事一直拖了一年多，那个‘旧中国’才真正搬离了我们厂。”

波斯特和保尔持续不断的传真汇报，使得远在德国总部的狼堡人晕头转向：上海拖汽公司究竟怎么能在我们的工厂里同时生产“两个车”？

然而，还有更加难以“操作”的事情，德国人是不清楚的。他们是不管的。在中方总经理张昌谋的眼中和手里，分解和隔离这两个厂区里的人，要比分解和隔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两个厂区，更要复杂艰巨得多了。

人的问题历来第一。一个上海汽车厂，大约2800人，60%左右的人去上海大众，其余人留在生产上海牌的老厂。分新厂开心，留老厂伤心，新合资厂的待遇高，约为老厂职工待遇的1.3至1.5倍，还要多一点。对于分厂分人，公司出台很多标准，其中一条标准是：一对夫妻是双职工的，必须一厂一个，不能都去合资厂。那时戏称说：这叫拆散鸳鸯。为了分配人员问题，当时厂里闹得很凶。

当时被“很合算划进”合资厂的副厂长，“他就难做人了”。这位厂长去食堂吃饭，被工人们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问：“为什么你可以去合资厂，而我们要留在这里？”用上海闲话讲，那就是：你当官，是头上出角的，好事都给你了，我们工人就“任人宰割”，随便摆到哪里是哪里。责问的声音嘈杂，以至显得这位厂长的讲话声音太轻，人们就轰轰然了：侬，站到桌子上去，今朝一定要讲讲清爽。那位厂长真的站到桌子上去了。后来有人形容，那个架势有点“文革腔调”。

更有一次，两个没有能够分到合资公司的员工，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喝醉之后，追打一位德国专家。那专家“逃”到张昌谋办公室，两位手拿酒瓶作“利器”的工人追进来。张昌谋以中方总经理身份坚决阻拦，高声喝止这一行为。中方工人手拿家伙，追打德方专家，此事不处理，以后如何得了。轿车还没有造出来，先“伤掉”或“死掉”几个德国人，那以后这个合资造轿车的事情还做不做了？张昌谋即刻向陈祥麟汇报。陈祥麟转手马上向市领导报告情况。市领导研究后决定：把两个追打德国专家的职工，交给公安派出所，先行拘留。如是处理的道理也很简单：眼下虽无严重的人身后果，但造成的影响已经非常恶劣，为坚决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先把这次闹事的人“关进去”。

事态平息。今天的张昌谋叹息道：在员工分流问题上，大众组建的时候，真是经历了很大的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