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钱、跑电、跑油、跑指标和“跑人”

1985年3月21日，中德合资经营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上海市副市长李肇基到会致辞祝贺，中汽公司董事长饶斌、上海市委副书记黄菊等出席。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总投资额为9.85亿元（5亿西德马克），注册资本为3.5亿元，中

汽德各占50%。同年9月，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1984年10月10日签合同之后，仍有许多问题没有落实。最主要的是3个问题：建设规模、外汇额度、贷款额度，这三个问题悬而未决，成为“3个不落实”。中央认为应该地方解决，地方认为应该中央解决。那么，到底应该谁解决？因此，陈祥麟“写信给时任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向他反映了大众项目。江泽民同志相当重视，两三天内就打来电话，召集了蒋涛同志、仇克同志等去开会。江泽民同志听取情况后表示：汽车这个项目，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是下了决心的，作为重要项目是肯定要抓上去的。对反映的‘不落实’问题，他马上打电话请常务副市长朱宗葆，联系计委、经委，要其亲自落实。他同时告诉，落实了这3个问题，那么这个项目的责任就交给我们了。后来，在朱副市长联系争取下，中央也同意了外汇及贷款资金的安排。江泽民同志的电话对这个项目起了关键的作用。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很支持我们，许多事情都是特事特办的，现在想起来，当时发展确实非常困难”。

上海轿车企业两个层面的领导，都在要求：特事特办。要求特办，那是因为不好办，没法办，或者是办不了。说到原因，可以极其繁复；也可以十分简略：源于当时中国经济状况的暂不可能，还有计划体制下原管理部门的“历史性滞后”。“特事特办”，浸透了前景必须和现实跑蹋激烈冲撞的味道。

一个企业生产，要有启动各项设备的动力，要获得动力就要用电用油，但是这个用电用油，当年都是要有国家指标的，而国家指标是要提前计划申请的，申请后得到上级批准文本，你才能获得使用的权利。德国人在这方面就搞不懂了：有钱不就可以买东西了吗？他们认为，我们有钱，我们花钱买电、买油，不就可以了吗？可是，用电用油的指标，在合资的大众厂，初期是一点都没有的。

一客不烦二主，到头来还是自家人好说话，没有用电用油的指标，就向老上海汽车厂借。现在想起来，中国人自家人向自家人借起来，心情也是蛮复杂的：新大众厂“财大气粗”，前途辉煌，不顾脸面，缺乏情谊，把老厂的人“撵”到了外边，现在却为了借用电和油的使用指标，来向老厂人士低眉顺眼地“磕头作揖”，讲拜年的话。万事开口，求人最难，借钱开厂，无异讨饭度日。如此景象，与诸多文字中写及合资企业的“辉煌”，相距岂止十万八千里。张昌谋和陈祥麟在经委、计委、物资局、银行等地方“跑”，跑钱、跑电、跑油、跑指标。而中国“借指标”这个字眼，德国人看不懂。

许多时候，波斯特老是找不到中方负责人。波斯特疑惑不解：上海大众只有一部电话，而这部电话总是被中国人占用着，对中国人与哪个人不停地通话，谈些什么，

无所知。技术副总经理保尔负责订购设备。中德双方协定，每一张支票的使用，需要双方人员共同签字方才有效。保尔提出，要买一条喷漆生产线，购买价格一亿多元人民币。张昌谋回忆：花一个亿，这张支票我签下去，手要抖的。他最终去了一趟北京，找到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总经理饶斌。饶斌对这个项目“很认可，很支持，不应该拖，也不能再拖了”。饶斌答应，张昌谋才把字签了。以后的实践证明，这条流水线运行得非常有效率。

在当初的大众，人才问题始终是汽车发展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孟庆令、陈祥麟向市委作专题汇报，得到市领导大力支持：上汽需要人才。当时，上海户口控制最紧，还根本没有引进高级知识分子这一说，而且，上汽要引进的也不是一两个。于是，上汽采取内外结合的办法，立足上海，市人事局专门派员管这事。上汽面向全国引进人才，重点目标是一汽、二汽、重汽，“企业干部、高级技术人员、工人三个层次；在干部层面，不仅是技术干部，也包括管理干部、财务干部，还有翻译。”1987年10月10日，上海市工业党委、市经委、人事局联合在安亭召开支援上海大众建设人才调配现场会。9个工业局和6家市属大厂承担首批人才调配任务，支援上海轿车基地建设。当时，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同志特批了200户上海户口的额度，支持全国各地人才到上海大众工作，当时的条件是只要中级以上职称的汽车相关人才，就可以全家到上海落户。为此，江泽民同志亲笔写信给中汽总公司陈祖涛，针对上海汽车工业缺乏专业人才的状况，提出希望能够从一汽、二汽得到人才支持。中汽公司十分重视，并给予支持。

被挑选到的同志，毅然离开了原来熟悉的优越环境，来到上海大众艰苦创业。在当时中汽总公司的协调下，把二汽刘炎生、顾永生两位副总工程师请到了上汽，从重汽请来张振华总工程师；在市委领导亲自关心下，从湖北请来了王荣钧任大众总经理。他们都成为上汽有关专业技术方面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