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民建筑”想到“国民车”

冯纪忠去世时，有人说，“中国建筑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他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他毕生追求的理念——“公民建筑”。他说，“所有的建筑都是公民建筑。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公民建筑才是真正的建筑。其他的建筑如果不是为公民服务，不能体现公民的利益，它就不是真正的建筑。”

这是一个被称之为“北有梁思成，南有冯纪忠”的大师级人物，直到晚年，甚至去世之后才被人们所认识，故有人哀叹道，“被我们中国人认识得太迟了！”我想，就凭“公民建筑”的思想和理念就值得人们敬仰，况且他对这一理念的付出与实践难道不值得今人之思考，有警策之语的震撼？强调这个理念，他已经坚持了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是遵从这个理念走过来的。因为，“这样的理念，能够使得中国建筑走向世界顶尖的水平。”

于是，也就让人想到了“国民车”。

翻阅当今世界汽车巨头的发家史，几乎都与国民车有关。无论是福特的“T型车”，还是菲亚特的“小老鼠”，以及大众的“甲壳虫”，乃至今日丰田的“花冠”等，提供给我们对于汽车的认识，不仅仅是出行方式的改变，还有消费权利的平等和对个体的尊重等更深层次的意义。如果了解这些车型产生的背景，就不难发现，这些“服务于公民”的理念使得这些企业发迹，从小变大，由弱变强，就像一棵树苗从稚嫩长成了参天大树，蜚声世界。尽管它们的成长过程都难以复制，抑或都离不开历史背景，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全都得益于“国民车”的情怀，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戴。由此，“公民建筑”与“国民车”在理念和出发点上其实同出一辙，并都拥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可以说，这也是汽车发达国家的共同经验。

在21世纪到来之际，全世界的汽车媒体在评选“世纪车”时，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把选票投给了“T型车”。

尽管汽车发明于德围，但落地则在美国。如果细究起来，原因也很简单，汽车发明最初是为了给达官贵人享乐的玩具，并不是立足于平民的享用，倒是出生于美国乡下的亨利·福特颠覆了这个思维，把玩具变成了工具，开创了“家轿”的概念，为美国人的小康生活（房子+浴缸+T型车）提供了现实的蓝本，从而将一个国家架在了轮子上，由此改变了大国的格局。

这样的启发是划时代的。它不仅刺激了德国人发誓造出了1000马克的甲壳虫，步其后尘，几乎整个欧洲的都竞相效仿，把发展私人小汽车当作了追赶现代化的目标，以至于后起的日本和韩国都以欧美为师，将发展汽车工业当作振兴民族经济的国策加以实施。

2007年，菲亚特重新推出新500，不仅使意大利都灵为之彻夜狂欢，庆贺这一车型中断了几十年后被复活，而且整个意大利也将此车的复活当作是“一个汽车帝国”的重新崛起。由此，引发了上至国家元首到各界社会名流的回忆和感言，下至普通百姓自发走向街头欢庆，将这款车的复活赋予了深刻的寓意和象征性的期待。就连欧美各国菲亚特500的车主都携老款车远道来都灵为之庆祝。

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源自公民的概念，国民的概念，大众的概念，一个人人都能分享的文明和平等的概念，超越了纯粹物质性的产品，定格在了人类所共有的精神文化层面的意象需求。这是我所经历和目睹的场景。在意大利人的眼里，汽车没有贵贱之分，唯有个性和风格的不同，汽车是生活的一部分，而生活又使汽车成为艺术载体之一。就像被复活的甲壳虫一样，人们再次激活了历史的记忆，正如冯纪忠在设计上海松江方塔园时所阐述的思想那样，“与古为新”，一脉相承。

“方塔园的核心思想就是‘与古为新’。‘为’是‘成为’，而不是‘为了’，为了新是不对的。它是很自然的。其实意思也就是说，今天的东西，可以和古的东西一起成为新的，这么一个意思就对了。”

冯纪忠的解释穿越了时空，打通了东西古今，将历史与现代同时并存，又融为一体，崭新呈现，寓意深远而厚重。由此联想到新甲壳虫与新500的复活，都没有跳出冯纪忠的《空间原理》，以及深邃的思想。所以，他敢说，“公民建筑”的理念是能够使中国建筑走向世界顶尖水平这句话是有足够的底气和思想支撑。而冯纪忠的设计作品足以问鼎世界建筑，就连他大学的同窗贝聿铭都为之倾倒。“今天再看方塔园，就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中国的优秀建筑，而且是20世纪世界建筑史上的罕见杰作，为当代世界建筑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然而，提到“国民车”，也许谁都觉得提不起气来。当我们在为中国走向世界汽车制造大国和最大的汽车市场及消费国而自豪时，遗憾的是，我们骄傲不起来，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国民车”，拿不出一款值得国人自豪的属于自己、能够问鼎世界的“国民车”。这种遗憾以至于成为大国汽车的隐痛而常遭人诟病，在与世界汽车角逐中缺少了一点自信和底气。

就连一些以造廉价车起家的车企都鄙视低价车，发誓不再造“便宜车”，要造豪华车和高价车。这就发人深省了。这难道是心智赶不上物质膨胀的缘故？还是被急功近利地追逐一叶障目？

其实，这样的雄心无济于事，难以改变低端品牌的形象，也一时摆脱不了低端车的认知。靠模仿和拿来或整合的设计都不是源自自己的东西，即便是消化或二度创新，也都抵不上原创具有的生命力。况且，缺少思想和理念的设计，即便是过了硬设计的关，但没有“魂”，只剩匠气，产生不了附加值。吴冠中说过，“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这也许点出了我们为什么设计不出“国民车”的原因？以为什么都可以买来，或通过商业运作就能得到。如果仔细分析享誉世界的“国民车”就会发现，它们还是有共性值得借鉴，那就是都带有“公民建筑”的特点，即以“服务于公民”为出发点，以大多数人买得起用得起消费得起并经得起审美，暗含普世价值内涵的产品。用现在的眼光看T型车也许谈不上先进，但在20世纪初，则是美国最时尚和最先进的消费品；甲壳虫也是这样，刚问世时由于它外观太丑，发动机噪声太大，将“人民的车”贬为“甲壳虫”。

同样，菲亚特500的演变源自“小老鼠”等。总之，“国民车”都不是天生丽质，一蹴而就，而是源自国民的愿望和期许的审美认同，经后天不断完善和改进，逐渐成熟起来的共识。但这些车型都被看作可收藏的历史。如法国雪铁龙的2cv就是炙手可热的藏品，还有老甲壳虫等。

于是，联想到有人评价冯纪忠的方塔园时说，“何陋轩的形态是受了当地民居的启发，但它的曲线又恰恰是西方巴洛克式的，东方传统和西方古典完美地结合了起来。何陋轩虽然不大，但开启了新的空间概念，是和包豪斯典范、巴塞罗那世博会德国馆一样重要的建筑。”

其实，何陋轩并非用名贵石材建成，而是“因地制宜，运用最普通的材料如竹子、茅草等，搭建了茶室何陋轩，使它成为方塔园里最大气美质而又与周边环境相谐相和的一个亭子。这画龙点睛的一笔，使已经成为仙境的方塔园，帝子乘风下翠微9，又回归了人间。”

从这样的角度看“国民车”，不就是一种文化和思想的表达？就现在中国的汽车制造技术和工业基础而言，要造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汽车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我们要表达怎样的文化和思想。

“历史不仅是站在现在看过去，还要站在明天看现在。”我想，这应该成为中国汽车业的一种自觉，从“公民建筑”的理念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也许还来得及，否则，就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