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增长的私家车给城市的环境保护与交通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上海市政府加强对私家车的管理与调控无可厚非。从理论上讲,沪牌通过拍卖方式设立门槛,大幅增加了车主上牌成本,有助于控制城市汽车数量,对解决交通拥堵、节约社会资源有利。但从现实情况来看,车牌拍卖人数屡创新高,沪牌供求严重失衡,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交通问题与环境问题。
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曾表示,车牌拍卖这一做法借鉴了新加坡的交通管理思路。但是,上海与新加坡的情况不尽相同。新加坡就是一座城市,控制私家车数量的效果明显,而上海车主完全可以放弃本地高价车牌,到其他省市上牌。虽然政府对外牌采取了更严格的管控措施,但所起的作用治标不治本。
从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的车牌制度来看,恰好形成了三种准入模式:以上海为代表的拍卖制、以北京为代表的摇号制、以广州为代表的“混合制”。北京与上海的区别在于,北京的摇号追求绝对的“人人平等”,摇号系统会根据个人参加摇号的累计次数设置阶梯中签率;上海更倾向于在拍卖的规则下进行抽签。以目前的规则为例,由于大家都集中到最后1分钟出价,实际上更多的是拼网速和设备,致使很多辅助软件、自动化拍卖软件以及各类代拍黄牛产生,导致拍卖结果存在很大的随机性,政府更应该从公平性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广州采用摇号与拍卖相结合的方式,相对来说比北京和上海两地更为合理。
汽车牌照属于公共资源,拍卖公共资源理应征求民意。当有一家公司通过为政府分发公共资源,一年就能赚几个亿,很显然这种制度本身还有改进的空间。如果因为资源紧缺,以后卫生系统、教育系统等领域都出现类似的情况,生活在上海的市民难道每个月都要努力地拍各种牌照或者资格证吗?如何解决公民需求与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考验着政府的智慧。